“四十年来，我国的麋鹿数量发生了重大飞跃，由最初77只扩展到1.5万只，数量增长200倍，同时还通过北京南海子麋鹿苑和江苏大丰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两大种群向全国扩散，在2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95个县市建立起100多个麋鹿繁殖种群。”10月24日在北京举行的“麋鹿与生态保护国际研讨会”上千宏财富，麋鹿国家保护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白加德在发布《中国麋鹿保护成效报告》时这样说道。
据悉，本次会议由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主办，以“全球视角下的麋鹿保护与鹿类生态恢复：科学研究与实践”为主题，围绕麋鹿回归祖国40年来的保护成果与未来规划展开深入交流，来自全球主要鹿类动物分布区域的9个国家和地区的动物学家、生态学家、研究人员和保护工作者齐聚一堂，共谋鹿类保护与生态可持续发展之路。
我国特有物种，晚清时在本土灭绝
麋鹿是我国特有的珍稀物种，也是鹿科、麋鹿属唯一的鹿类动物，被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同时也是我国一级野生保护动物。麋鹿因为头脸狭长像马、角像鹿又与其它鹿略有不同、蹄子宽大像牛、尾细长像驴，因此我国古代时又常将之称作“四不像”。
这种动物200多万年前就已在我国出现，早在商周时期，甲骨文中的“麋”字，似目上有眉之鹿，成为关于麋鹿最早的文字记载。经过漫长的演化与繁衍，到先秦时代，我国麋鹿种群已十分繁盛，后来因为气候变化、人类活动增加及被捕杀、疾病等种种因素，至晚清时期，麋鹿种群数量大幅减少，我国东南沿海虽有麋鹿活动的记载，但没有具体数量的描述，主要的种群则散放在北京南海子皇家猎苑，数量也只剩下数百只。这一时期，西方列强也向清朝政府索要和购买了一些麋鹿，分布于世界各地的动物园中。
1894年，永定河河水泛滥，冲破了南苑围墙，逃散的麋鹿成了饥民们的果腹之物。到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南海子的麋鹿被西方列强劫杀一空，一部分被运往欧洲各地。至此，麋鹿在中国本土灭绝。
让麋鹿重返故土家园
新中国成立后，麋鹿的故乡——中国一直希望麋鹿能重返家园。1956年4月，英国伦敦动物学会赠送了两对幼年麋鹿，并派人亲自送到北京。中国动物学会将两对麋鹿寄养在北京动物园。1973年，北京动物园再次引进一对麋鹿，但因繁殖障碍和环境不适，一直未能复兴种群。
但让麋鹿回家的计划并没有就此中止。上世纪80年代中期，经专家组考察，最终选定清代南海子皇家猎苑旧址的核心部分——北京南郊农场的三海子（现在的北京南海子麋鹿苑），作为麋鹿重新引入、放养繁衍的栖息地。
1985年，22只麋鹿远渡重洋千宏财富，乘飞机回到中国北京，入驻南海子麋鹿苑。1987年，为了使麋鹿种群尽快壮大，又再次引入了18只麋鹿。同时，为了推进麋鹿的回归及种群繁衍、科学研究等工作，1985年10月，北京麋鹿生态实验中心（简称北京麋鹿苑）正式成立，开启了我国麋鹿科学研究与种群复壮的大幕，为麋鹿保护规划制定与科学保护提供了高端智库支持。
2023年，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发文，依托北京麋鹿中心成立麋鹿国家保护研究中心，并于2024年11月19日正式挂牌运行。随后又成立了由中国科学院院士魏辅文担任主任委员的鹿类动物学术委员会，以指导我国麋鹿及鹿类动物的保护研究工作。
要让麋鹿这一珍稀物种尽快摆脱濒危、得到科学保护，就要逆着它的灭绝过程，从圈养与半散放种群、保护区野化训练种群到逐步恢复自然种群。为此，科研人员制定了麋鹿保护“三步走”战略，第一步就是让麋鹿种群得以复壮，拥有足够的种群数量基础；第二步是开展迁地种群建设，有计划地将麋鹿分散到全国适合生存的地方，提高其遗传多样性；第三步，恢复麋鹿自我维系的野生种群，通过野化训练将麋鹿放归野外，使其适应野外生活，实现自我繁衍。
从种群复壮到野外种群的建立
麋鹿从国外再引入后，需要更为广阔的栖息地来达成种源繁育和野化放归等目标。为此，1986年，江苏大丰保护区成立。之所以选择这里，是因为20世纪60年代，大丰地区就出土了很多麋鹿骨和麋鹿角化石，证明该地区曾是麋鹿的故乡，非常适合放养从英国归来的麋鹿。1997年，国务院批准大丰麋鹿保护区升级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2019年，江苏大丰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被列入世界自然遗产“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一期）”遗产区域名单，成为我国首个滨海湿地类型的世界自然遗产。
在历史上，长江中游也是麋鹿重要的栖息地。1989年，国家环保局、湖北省环保局组织专家通过现场考察，最终选定长江湖北石首江段“Ω”形天鹅洲故道夹角处湿地为首个麋鹿野化放归基地。1991年11月，湖北石首天鹅洲麋鹿湿地自然保护区经批准成立，1997年8月，该保护区被国务院正式批准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2006年，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授予石首市为“中国麋鹿之乡”称号。
在两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基础上，全国更多的麋鹿保护区也逐步建立起来。同时在麋鹿保护“三步走”战略的指导下，我国形成了1985-1993年北京麋鹿苑种群复壮、1993年-1998年湖北石首保护区野外训练、1998年杨坡坦、三合垸、东洞庭湖自然种群建立的模式。同时，江苏大丰保护区也历经了1986-1998年的种群复壮，1998-2003年野外放归，2003年至今野外种群建立的过程。
这期间，北京麋鹿生态实验中心还于2013年在鄱阳湖湿地公园建立了麋鹿的迁地种群，并于2018年4月将迁地种群的47只麋鹿成功野放。到2023年底，该地种群数量达到了80多只。2021年，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主导，在内蒙古大青山自然保护区一个具有常年不冻水的地方白石头沟放养了27只麋鹿，进行野外训练。到2024年7月，该地种群数量也达到了50多只。
从1985年以来的40年里，我国在江苏大丰、河北滦河上游、湖南东洞家庭湖、江西鄱阳湖、内蒙古大青山等多个自然保护地先后开展了11次麋鹿野化放归。同时，因种群数量增长，麋鹿在保护区自然扩展外溢，使野生麋鹿的奠基数量逐步增长。目前在江苏、湖北、湖南、江西以及内蒙古等地已形成6个野生种群，野生麋鹿数量超过了6000只。
保护与科学研究并重
麋鹿的保护不仅涉及到保护区的建立、种群的建立，还需要持续的科研创新，以保障麋鹿种群繁衍的可持续性。为此，40年来，我国在麋鹿的遗传学、生物学、栖息地评估、疫病防控、基因库以及种子群建设等方面都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其中，麋鹿国家保护研究中心（北京麋鹿生态实验中心）的研究团队在麋鹿基因组方面首次构建了麋鹿T2T基因组，不仅完整呈现了着丝粒区域和端粒区域，还精确定位了rDNA，极大地提升了麋鹿基因组的完整性和精度，有助于发现疾病等相关的复杂结构变异，为麋鹿遗传进化提供更全面的基因组信息。
同时，该中心还聚焦于麋鹿病原生态学及防控关键技术、肠道微生物与宿主环境适应性及种群健康关联研究，首次构建了全国麋鹿种群的肠道微生物宏基因组数据集，系统阐明了麋鹿肠道菌群结构与其环境适应及种群健康之间的内在联系，建立起涵盖免疫、应激及肠道菌群特征的多维度健康评估指标体系，并深入开展了麋鹿肠道健康相关菌群的筛选及功能解析，为麋鹿健康管理提供了科学依据。
在麋鹿生境与疾病监控方面，江苏大丰麋鹿保护区团队研究了生境与生理变化同麋鹿代谢物之间的关系，探讨了野化区和非野化区人为干扰下麋鹿的生理影响。其成果“濒危动物高效感知与保育关键技术及应用”等多个项目还获得了科技奖项。
湖北石首麋鹿保护区团队也通过科技攻关，取得了一系列的麋鹿研究成果，发表了《长江中游野生麋鹿种群的分布与数量调查》《石首麋鹿保护区湿地生境退化与保护对策》等40余篇论文。他们拍摄的《重回长江的麋鹿》等自然生态纪录片还屡获大奖。石首保护区在抗洪灾、抗雪灾、抗疫病等自然灾害威胁方面也做出了突出贡献，同时率先通过自然扩散建立了最具规模与活力的麋鹿野生种群。
成为世界的样板
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体系最完整的麋鹿保护网络。麋鹿在遗传多样性贫乏、近交系数较高的情况下存活状况良好，我国麋鹿保护成就为世界濒危物种的抢救性保护提供了成功典范。2022年《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白皮书评价：麋鹿通过人工繁育扩大种群，并最终实现回归自然，与大熊猫一并列入中国濒危物种保护的重要成果。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主席拉赞·穆巴拉克在本次研讨会上表示千宏财富，“麋鹿重引进已成为全球最成功的物种重引入范例，IUCN将其誉为‘野生动物重引进的中国范式’，为《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目标提供了生动实践。”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执行秘书阿斯特丽德·肖梅克则强调，“麋鹿保护成就体现了持之以恒的科学努力与国际协作，是对‘昆蒙框架’目标的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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